网站公告: 热烈庆祝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官方网站正式上线!

news

新闻动态

SERVICE PHONE +86-0898-668775

冯庆:黄霑的豪情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8-08-01 09:50  【打印此页】  【关闭
作为“香港流行乐坛教父”、“香江四大才子”之一,黄霑被誉为“港人精神”当之无愧的代言人。黄霑的职业生涯以创作影视主题曲为主。据说“‘主题歌’在剧中能概括地表现主题,它作为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形式,借助于形象生动的画面与重复传播的威力,常常会获得极高的感召力。”2在这个意义上,黄霑通过多年的主题曲创作,为接受影视和流行音乐文化的广大受众提供着文化上的“主心骨”。香港市歌《狮子山下》便是由他作词的电视剧插曲,其中唱到:如果说,在进行曲式的《誓要入刀山》里,黄霑展示的是少数英雄人物之间的友谊,那么,这首悠扬的《狮子山下》则体现了对地区共同体内部各阶层人民友爱相处、克服艰难的美好期待。可以看到,黄霑的“主题曲”往往有一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友爱”或者说“共同相处”。在现代都市里,随着自由主义经济原则的盛行,“理性人”、“经济人”的个体主义伦理往往无法有效提供人与人之间的良性情感体验。与西方浪漫主义者召唤民间文艺、古老神话来批判、填补现代生活情感真空的心态类似,3作为一位抒情诗人,黄霑的作品里长期体现出朴素的“复古”情怀。其武侠主题曲中,对“情”和“义”的无限强调,正是为了通过探索中国传统伦理经验的当代可能性,应对人情淡漠、自私自利的社会病症。在这方面,黄霑称得上是武侠情义主题的最忠实阐释者。在为1978年版《射雕英雄传》所写的主题曲《谁是大英雄》中,重视家国大义且刚强勇悍的英雄情怀得到抒发:“练得坚忍,大勇止干戈永不居功。义气冲霄汉,立地顶天是大英雄。”但在几乎同时为《倚天屠龙记》所作的主题曲里,这种英雄本色又被一种人情常态所冲淡:“忘情弃爱世上有真英雄,常人只许让爱恨缠心中。难忘你恩深我偏偏有恨,相思难共。”黄霑在此忠实表达的,正是金庸通过“射雕”三部曲传达出来的主题转折:从“义气冲霄汉”的英雄情怀,到“爱恨缠心中”的个人恩怨,这样的变化也正应和了香港社会逐渐远离某种宏大叙事、躲入自由化市民生活的心路历程。时代风气对词人的创作有着极大影响。比如,若说黄霑《楚留香》主要强调了孤胆英雄“聚散匆匆莫牵挂,未记风波中英雄勇,就让浮名轻抛剑外,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的潇洒不羁一面,那么,在同时代词人卢国霑为《陆小凤之决战前夕》所写的主题歌里,英雄人物在“江湖”大场景下不知所措的个人心态得到了透视:“男儿天职保家眷,儿啼妻哭内心撩乱。难寻进退失方寸,前途生死我亦难判断。”英雄的豪壮义气在日常生活中,总是难免遭遇儿女私情的羁绊。“义”与“情”之间这种张力的背后,则是崇高美学与现代个体主义之间的价值冲突。到了80年代,随着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加上和大陆关系的日趋拉近,华人的民族文化自信与乐观昂扬的市民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通过先进的电视技术手段讲述中华文明的古老历史,用显白、通俗的手法对之展开抒情化的叙事重构,是这种文化氛围下的必然诉求。在许多电视剧的直观呈现过程里,过往承载着民族主义意识的书面武侠叙事逐渐形象化、明星化,鲜活灵动的青春偶像承担起讲述浪漫自由爱情故事的任务,悄然地用个体之间的“爱”替换了传统“义”之伦理的原初内涵。在经典的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里,黄霑便生动地表达了这种“爱=情义”的现代转换公式。比如,在《一生有意义》中,黄霑将英雄侠义的豪迈品质与炽烈的情爱勾连在一起,强调私人之爱与大公之义之间的价值趋同性,给予了“情义冲突”一个理想化的解决方案:“人海之中,找到了你,一切变了有情义。从今心中就找到了美,找到了痴爱所依。……共闯刀山不会辞,英雄侠义。”而在《世间始终你好》当中,黄霑则明确提出要将“爱心”安置在价值序列的至高处,并暗示惟其如此现代人才能获得幸福:如果说,豪放词的特征在于超拔于儿女情长之上,抒写宏大理想抱负,那么,黄霑则将情爱视为在宏大理想与世俗幸福生活之间搭建桥梁的核心元素,这样的“情义”本质上当然是“情”高于“义”,这一逻辑结构中的“义”也不再是以纲常伦理为其合法性来源,而是以个人的激情冲动和内心诚挚为基础。在八十年代初期为电视剧《上海滩》所作的主题曲歌词中,内心的情感汹涌与江湖恩义的主题紧密契合,共同构成了黄霑独特的现代“豪放词”基调:“大江东去”将豪情灌注到现代都市史诗的伦理抉择里,营造出一种能够为诸多闯荡于波谲云诡大时代的现代“英雄”们所接受的抒情渠道。这一通过影视形象和动人歌谣共同营造的抒情渠道实则为香港八十年代的社会共同生活提供了软性的情感维系线索。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在黄霑为《英雄本色》所做的主题曲《当年情》里,“你”与“我”的抽象表述让这份情感维系可以被安置到从家庭亲情到社会友谊的任何具体的人际关系当中;同时,又用“当年”的怀旧字眼召唤对情感经验记忆的直观闪现,进而激发出浓郁的共同体氛围:浓情厚谊的歌声穿透了阶层、身份与性别、代际,直接敲击人之为人最本真的历史体验和群体认同需求。围绕着不断反复的“情”与“义”的变奏,焕发着活力与自信的现代主体得到了诗性的刻画,其身体性、情绪性的表征方式成为了找寻共同生活基本尺度的自然凭据,并最终为通向更高维度的共同体宗旨提供潜能。但与此同时,升华为一种超然观念的“情”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种正派的、高昂的理想诉求被纳入了抒情的表达内部,构成其纯粹性的保证。“情”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情欲,而是“长存浩气”的“豪情”。正因为如此,在黄霑式“豪情”当中体现的,绝非单纯的儿女私情、自私自利,而是公与私、高与低、内与外得以灵活衔接的基本感性经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在黄霑为1982年的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所作的插曲《烽火飞花》里看到,这份豪情最终能够在非常的社会主题需求之下,再度与国家民族的崇高大义融合为一:……元剧作者之心情,实宁愿为江上之野鸥,不愿闻朝政之兴亡。故元剧虽可推为中国当时之一番新文学,流行在社会下层,仅见个人之私情怀,然在其字里行间,作者之精神血脉,处处仍可窥见其远自诗骚以来之中国旧传统。家国兴亡实在其深忆远慨中,而吐露于不自觉。4钱穆此说,是为了证明“……新文学之创兴,仍必求其有得于旧文学之神髓,此乃文化大统所不能以时代与私人意见而加以轻蔑与破毁者。”5这些见解出现在钱穆50年代末在香港新亚书院的讲义当中,而黄霑当时正在香港大学中文系读书,其老师元曲研究名家罗忼烈与钱穆素来交好。或许,黄霑曾直接受到钱穆的思想影响。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在自觉继承宋元明清“豪放”传统的黄霑这里,通过俚俗浅白的流行歌曲,钱穆树立文化大统、沟通古今文教线索的努力,在街头巷尾的传唱经验中得到了别样的突破与延续。“有情有义”是黄霑对中国式现代主体的伦理期许,其背后,则显然是宋元明清以来的思想与艺术精神。从阳明心学再到晚明李贽的“童心说”或公安派的“独抒性灵”,“心”的本体、“狂”的意趣和“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的通俗意识等与“情义”密切相关的思想经由戏曲、小说和其他艺术形式逐渐在正统儒学之外获得了一定的认同和继承,引发了一系列围绕人性原欲之现实性和社会基层关系之义理性展开的伦常重构。从极端的庄禅思想,到民间广为流传的江湖义气、儿女情长,均为这一近古中国“情义”伦常重构提供了帮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诸多新派知识人对“中国哲学”的重新梳理和解释,超出礼教、天理的普遍“情义”论说与个人主义、自由平等之类现代观念发生了冲击与融合,影响到之后学人对中国文学艺术史的基本理解。比如,牟宗三在解读《水浒传》时就强调,重情重义的梁山好汉,多是禅宗思想的代言人,其“妩媚”境界在于能够“如是”地观照世界,凭借“质胜文”的野性正义超出世俗社会制约;这种“纯直无曲”恰恰是一种如同天神一般的性情,“没有生命洋溢,气力充沛的人,不能到此境界﹔没有正义感的人,也不能到此境界。”6这岂不正是黄霑试图呈现的“勿忘情义、长存浩气”的“豪情”?黄霑的创作基于对“豪放词”的继承,也基于对传统戏曲、小说和当代新派武侠美学的全面把握,这些文化要素背后,潜藏着一条佛道庄禅思想对中国社会基层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引导的思想潮流。在地下社会或者说“江湖”当中,质朴无文的底层流浪生活让个体急迫地需要得到组织依托。底层民众大多缺乏长期的正统儒学或礼教训练,而禅宗处理人际关系时的“直指人心”,和道家面对无常命运时的“顺应天道”则更能够得到下里巴人普遍理解,并落实为现实生活尺度。诉诸“天道”和“义气”的逻辑,游民生活获得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奠基。这样一来,在民间文艺中长存的“情”、“义”要素,也正是这种江湖生存逻辑的全面反映:有了“情”,也就有了本真性,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交;有了“义”,也就有了恒常性,能让共同体获得稳定的道德支撑。而“豪情”——融合了“义”的宏大之“情”,则是依据江湖伦理经验所推理出来的理想精神状态。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8-08-01 09:50  【打印此页】  【关闭

澳门老葡京官网 Power by DedeCms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金城国际大厦 电话:020-66889400